绿色消费--当今消费者维护健康的自身权益的选择  ； 昕龙春XLC绿色消费或可持续发展的环保观点  

传统消费行为与消费方式的转型
—关于扩大内需的一个社会学视角
www.xlc.cn 昕龙春 网载 作者 王宁 来源 《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2006.04.18

     摘要：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对目前中国四种主要的传统消费行为及其经济后果和存在的原因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本文认为，消费行为是消费方式的反映。中国目前主导的消费行为类型属于传统消费行为的延续，这些行为类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过时，不能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造成传统消费行为在当今的延续的原因是消费方式的现代化滞后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上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消费方式，即现代消费工具和现代消费制度的统一。
    关键词：消费行为，消费方式，消费工具，消费制度，现代化。

“扩大内需”恐怕是当前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可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其它学科却很少参与到这种讨论。这种话语缺席，部分是由于学科分工的原因，因为在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看来，消费是一种经济现象，属于经济学和市场学的研究对象。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消费是一种集经济、政治、文化、心理与社会为一体的综合性现 ，值得而且也必须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中国消费者的四种行为类型及其后果和在当今延续的原因。
一、传统消费行为的模式和后果
一般来说，消费过程涉及家庭预算、商品购买、消费劳动和产品使用等四个不可缺少的阶段。相应地，消费行为类型包括家庭理财行为、商品购买行为、消费劳动行为和产品使用行为等四种基本类型。每一种行为类型都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行为模式，例如，家庭理财行为包括高储蓄率行为模式和低储蓄率行为模式，商品购买行为包括现金支付和信贷支付两种行为模式，消费劳动行为包括家务劳动模式和家务转移模式，产品使用行为包括高折旧率和低折旧率两种行为模式。那么，中国消费者的占据主流的消费行为模式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对应于消费过程的预算、购买、消费劳动和产品使用这四种行为类型，中国主导的消费行为模式体现为储蓄型家庭理财行为、积累型商品支付行为，自给型家务劳动行为和节约型产品使用行为。
1、储蓄型家庭理财行为
储蓄型消费理财行为指家庭生活中以远期消费为目的的储蓄在家庭消费预算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重较大，同时，边际储蓄率大于边际消费率。根据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2000年7月进行的全省7个城市的抽样问卷调查（样本总量2003份） ，在回答“如果您手上有一大笔钱，您会主要用在以下那些方式？”（多选），选择“银行储蓄”的受访人数占49.5%，为所有12个选项的第1位（第2位为“买房”，选择者占受访人数的46.6%，第3位为教育投入，选择者占受访人数的25.2%）。同时，在回答“您持有金融资产的主要形式是：（多选）”问题的8项选择答案中，93.2%的受访者选择“人民币存款”，为8个选项的第1位（第2位是“上市股票”，选择者占受访人数的21.6%）。同时，83.3%的受访者认为“人民币存款”是他们比重最大的金融资产。这些数据表明，广东省居民有较高的储蓄倾向。不论在现金支出（即期消费）和储蓄（远期消费）的安排上，还是在银行存款和其它投资形式的选择上，银行储蓄都成为大部分居民的主要选择。可以说，广东省居民的这种高储蓄倾向具有代表性，高储蓄倾向是全国普遍性现象。
作为这种消费行为模式的后果，我国居民的储蓄到2001年底已经超过7万亿元，成为十分庞大的潜在购买力。但是，由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这些潜在购买力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1997年以来连续8次降息、征收银行存款利息税等措施，都未能动摇居民的存款意愿，对消费的刺激未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潜在和巨大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资源（可支配货币）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动力资源（消费支出）。
2、积累型商品购买行为
中国大部分消费者在商品购买行为上采取了积累型的支付模式，即等到攒够了钱之后才通过现金支付方式一次性买断商品，而不是通过信贷消费或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进行商品购买。因此，居民除了由于住宅货币化以后不得不借贷支付以外，其它大部分商品往往是在攒够了全部的现金以后才购买的。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与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在2000年联合进行了一次信贷消费问卷调查 ，以调查时间为基点的过去六个月中，只有17.4%的受访者进行过信贷消费（其中有20.8%的受访者认为信贷消费的第一资金来源是“向亲朋好友借钱支付），82.6%的受访者则没有进行。而进行过信贷消费的受访者主要集中在36-50岁的年龄组（占该组人数的20.7%）和月收入3001-5000元、5001-8000元和8001元以上三个收入组，其比重在各自的收入组中分别为36.7%、42.1%和31.8%。尽管有78.9%的受访者对信贷消费方式表示“认可”，在回答在未来的6个月中是否具有信贷消费的意向时，有30%的被访者明确表示拒绝信贷消费，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访者表示了信贷消费的意向。在回答有关最适合信贷消费的对象时，74.8%的受访者选择住房，选择教育、汽车和医疗的则分别占受访者的10%、9.2%和 2.5%，显示住宅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要信贷消费对象。显然，信贷消费尽管已经逐渐被接受，却还没有成为大部分国民的支付方式。同时，在信贷消费者中，信贷消费的范围也很小，主要集中在住宅等昂贵商品。另外，根据广东省城调队2002年3月对18个市县城镇居民的调查，在银行第8次降息以后，只有15.1%的人表示会贷款消费。而根据广州市城调队的抽样调查，只有5.1%的人表示回贷款消费，而不准备贷款消费的人则占受访人数的94.9% 。信贷消费还没有为中国居民所普遍接受。以储蓄为形式的积累性商品支付模式还有较大市场。
如果说，储蓄型理财行为限制了即期消费支出的增长，那么，积累型商品购买行为和支付方式进一步成为消费支出增加的障碍，同时也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因为它使人们在提升生活质量的商品的消费上延迟和浪费了享受的时间。
3、自给型家务劳动行为
家务劳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消费劳动 ，即：与生产劳动相对的一种劳动形式，它不是生产劳动，不生产商品，但却是维持消费生活的一种必要劳动，如：购物、洗菜、烹调、洗碗，等等。家务劳动主要存在于家庭，往往不采取工资报酬的经济形式。作为一种消费劳动，家务劳动不是消费享受，但却是消费享受的一个前提条件 。在不同的社会和阶层，家务劳动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自给型家务劳动行为。另外一种是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消费劳动，即家政（或家庭）服务消费。第三种是机器替代形式，通过使用家用电器而减少家务劳动时间。
可以说，中国大部分家庭的消费劳动采取了自给的形式，即自给型家务劳动行为。如果说，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产品自给比重越来越小（甚至消失），那么，家务劳动并没有取得相应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水平。因此，如果家庭不再提供产品资料，那么，家庭依然是主要的家务劳动的提供者。中国大部分家庭在家务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家务劳动的市场化偏低，家庭生活质量受到相应的影响。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组成的生活时间分配课题组在1997年对全国40个城市6000名居民的调查，城市职工周平均每日家务劳动时间为2小时24分钟，其中女性职工为3小时3分钟，男性职工为1小时43分钟 。家务劳动构成女性职工的重要的负担。这种情况反映了男女在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和家务劳动分配的性别不平等的传统依然在起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家务劳动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偏低的原因，家政服务和个人服务的消费比重较低。
城市居民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家用电器的普及。家用电器作为家务劳动的手段大大提高了家务劳动的效率，减少了家务劳动时间。但是，在电器不可替代的家务方面，人们依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因此，人们客观上具有很强的转移家务劳动的要求。但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偏低，人们即使有需求，也难有满意的供给。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的滞后 ，限制了人们对家政服务等服务产品的消费。而在近期出现的关于女性回家做家庭主妇的动向，如果成为一种趋势，将进一步限制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以及家庭对市场化的家政和家庭服务的消费。
4、节约型产品使用行为
所谓节约型产品使用行为，可以根据折旧率来衡量。但是，“折旧率”这个概念掩盖了社会折旧和物理折旧之间的差别。因此，为了更全面地测量产品的利用或折旧情况，必须根据产品的物理折旧和社会折旧之间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越小，产品的利用率越高，反之，产品的利用率就低。所谓低折旧差，指的是产品的物理折旧和社会折旧的时间差较短，二者趋于一致。所谓高折旧差，则说明二者之间的时间差较大，二者相背离。
中国大部分消费者在产品使用方式上是节约型的，社会折旧与物理折旧之差相对较小，产品的功能和期限利用率较高。就一次性消费品来说，虽然国际化的一次性产品已经在中国普及，但是，许多消费者出于自身经济条件的考虑，往往会对这种一次性消费品进行后续利用，如：将易拉罐盒送收购站收购、将饼干盒用来盛其它东西。这种后续化利用是这些消费者解决国际化的产品消费模式与中国的国情（低收入）的矛盾的产物。就非一次性消费产品来说，中国大部分消费者对消费产品采取了物尽其用的使用方式，产品被最大限度和最长期限地利用，不到万不得已而不抛弃。但是，不同阶层和群体对产品的使用率是不同的。高收入阶层对产品的更新率高，产品的社会寿命（社会潮流和时尚所决定的产品使用期限）短于其物理寿命（产品客观性能所决定的产品使用期限）。低收入阶层对产品的更新率低，产品的社会寿命较长。
节约型产品使用行为无疑是一种优秀的消费传统，它减少了资源浪费，是一种有利于环境和资源可持续的消费行为。在经济匮乏的条件下，它是唯一合理和现实的产品消费行为。但是，当消费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颈瓶以后，过度的节约行为就会妨碍产品的及时更新换代，影响家庭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并阻碍市场消费需求的扩大再生产，拖累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例如，昔日“南京路上好八连”在服装消费上所奉行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当时的条件就是一种合理的行为。但是，如果在今天依然坚持这种服装消费行为，就不知道要导致多少纺织厂倒闭和服装行业职工的失业，因而它与社会的总体目标发生了冲突。
上述四种传统消费行为模式具有什么后果呢？一般地说，消费者行为的后果从个人的角度看，往往是合理的，因为它是符合个人目标的消费行为，是消费者对个人或家庭资源的合理化利用。但是，对消费行为的评价除了要根据个人目标外，还要同时根据社会目标 。因此，消费行为是否符合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就存在以下四种可能的情况：（1）符合个人目标，也符合社会目标；（2）符合个人目标，不符合社会目标；（3）不符合个人目标，也不符合社会目标；（4）不符合个人目标，符合社会目标。在这四种情况中，第3和第4种比较少见：吸毒消费属于第3种情况，吸烟和酗酒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第4种情况（不利于个人健康却可以增加产值和税收）。而大部分消费行为属于第1和第2种情况。消费行为的理想目标是第一种情况，即：消费行为的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获得了统一。但是，许多消费行为符合个人目标，却违背了社会目标。例如，对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食品或皮质大衣的消费，就属于这种情况。那么，上述四种传统消费行为的模式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这取决于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具体内容。在过去匮乏经济条件下，传统消费行为无疑是既符合个人目标、又符合社会目标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济的相对过剩和内需在拉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强，那些符合个人目标的传统的消费行为就逐渐同社会目标发生了偏离，有时甚至发生了冲突。很显然，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模式面临着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重新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涉及到社会现代化的深层次问题。

二、消费方式的现代化问题
传统消费行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问题，这恐怕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意味着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到了一定阶段，必然要求消费方式的现代化作为配套，否则，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会遭遇消费的“颈瓶”。而传统消费行为模式在今天的延续，正是由于消费方式现代化滞后于生产方式现代化的结果。因此，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将消费方式的现代化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什么是消费方式呢？本文认为，不同于消费行为模式和消费文化，消费方式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是社会对消费的结构性或制度性安排。具体地说，消费方式是一定的消费工具和消费制度的统一。因此，消费方式的现代化包括消费工具的现代化和消费制度的现代化两个方面。
就“消费工具”来说，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了“生产工具”的理论，但是，却没有相对应的关于“消费工具”的理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中虽然有“消费工具”（means of consumption）的提法，但却是作为“消费资料”来理解的，而不是作为消费的中介工具或手段来理解的 。因此，美国社会学家瑞哲从与“生产工具”相对应的角度提出了“消费工具”的概念，并形成了关于消费工具的社会理论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同的时代可以通过不同的生产工具来划分。同样，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消费工具。与手工、畜力和自然力的生产工具相适应，消费工具也十分落后（如：用于食物储存的地窖、用于简单交换的集市）。与现代蒸汽机等机器生产工具相适应，十九世纪出现了新的消费工具（如：19世纪出现的百货商店）。与当代电子信息手段等生产工具相适应，消费工具也发生了革命，如：信用卡、家庭购物电视、超级商场、购物中心、网上购物系统，等等 。很显然，不同的生产力水平要求不同的消费力水平 ，而促进消费力水平的手段则包括消费工具。当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消费力的相应发展为条件之一的时候，消费工具的落后必然阻碍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
与消费工具相对应，消费制度是关于消费生活资料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消费信贷制度、消费供给制度和消费调节（如：收入再分配）制度。消费制度往往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和消费力水平相适应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消费力相对应的发展，而原有的消费制度就会阻碍消费力水平的提高，因而必须用新的消费制度来取代旧的消费制度。可见，随着经济系统的现代化，消费制度也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
一定的消费工具和消费制度的统一，构成一定社会的消费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由于消费工具和消费制度的差异，消费方式也就不同。而不同的消费方式决定了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消费行为模式。消费行为模式是消费方式的反映。更具体地说，消费者行为是对一定消费方式所蕴涵的消费风险和消费赋权（empowerment）的反映。正如现代化的后果就是导致人们行动能力的大大提高和活动风险的大大降低 ，消费方式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不断降低消费者的消费风险和赋予消费者以更强消费能力的过程（即消费赋权）。当消费方式高度现代化以后，消费风险大大降低，消费能力大大加强，反映在消费者行为上，消费者便往往采取进取的消费行为模式。但是，当消费方式还没有现代化，消费风险还很大，消费能力还很弱，消费者便往往采纳内敛的消费行为模式。从这个角度看，传统消费行为模式在当代中国的延续，恰恰是消费方式尚未实现现代化的结果，它是消费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滞后于生产方式现代化的体现。
（1）储蓄型家庭理财行为在当代的延续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依然还不健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质是以社会化的组织方式来进行风险预防，它是通过“结合众人的力量以分散不确定的风险”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减少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风险的预期和担忧，增加了人们的即期消费的支出，从而为提高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消费力水平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前，家庭的风险预防采取自我保障和网络保障的形式。家庭自我保障是通过实物和货币的储存来预防不可预测的风险。网络保障是通过与亲戚、朋友和邻里建立良好的互助和接济关系来预防不可预测的风险。家庭在网络保障方面的投入主要是礼物和义务劳务（如：帮助收割农作物和盖房子等）。一旦家庭出现风险和危机，就可以从这个网络获得支援和帮助。不过，这两种保障方式的成本都很高。家庭自我保障要求较多的实物和金钱的储存，网络保障则要求较多的时间支出（亲戚之间的走动、义务劳务的支出等）。很显然，这种保障成本减少了即期消费支出。但是，在社会保障没有建立的条件下，这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和“滞后消费”是合理和必要的消费行为模式。但是，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人们提高消费力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这种传统的消费行为就显得不太适应了。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不但是生活质量现代化的体现，而且也是经济系统现代化的一个条件。
但是，在中国，全民性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建立，原来在城镇已经建立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因为管理效率和财政负担的问题，逐渐转化为一种增加市场因素的社会化保险。而失去财政补贴的社会保障部门（如：医疗机构）开始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行，在自然垄断和政府规制不力的情况下，价格飙升，行业腐败丛生，而负担则转嫁给消费者，民众的风险预期加大，社会生活的不稳定性提升，传统的以自我保障为目的的储蓄型心理和习惯获得了新的结构性土壤而得到加强。在大部分农村，社会保障更是空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连自我保障的能力都不足。农村消费市场有需无求，消费力不足，消费市场启动缓慢。所以，目前启动消费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效果不太突出，说明消费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居民对全民性社会保障制度缺席的一种理性反应和传统习惯的复归。
（2）积累型商品购买行为在当代的延续，除了传统观念和习惯和收入水平低的原因以外，还由于信用消费工具（即：信用卡、个人支票等）的落后和信贷消费制度的不健全。一方面，现金支付成为当今消费者的主要消费工具，个人支票几乎不存在，信用卡的普及率很低，使用范围也很有限。消费工具的落后只能导致人们积累型的商品购买方式。另外一方面，信用体系和信贷消费制度的落后，既导致个人还贷率不高和银行惜贷，也导致消费者惧贷，因为贷款手续烦琐复杂，借贷的交易成本太高。信用卡和信贷消费是与现代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消费工具和消费制度，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扩大国内消费市场，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方面的落后导致传统的积累型的商品购买方式延续，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3）自给型家务劳动行为的延续与消费劳动的社会化供给制度的落后有一定的联系。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中，实物消费比重较大，而服务消费比重相对较小，其结果是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低（1999年为33%）。在现代社会，减少家务劳动的途径有二：一是通过使用家用电器等现代消费劳动工具来提高消费劳动效率，二是通过消费劳动服务的社会化供给制度来转移家庭消费劳动，二者均有助于减少消费劳动时间和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但是，在中国，这两个方面都相对较落后。就消费劳动工具来说，如果说城镇居民已经基本普及的主要的家庭消费劳动工具（家用电器），那么，广大农村家庭还远远没有普及家用电器，例如，1999年农村的电冰箱和洗衣机的普及率分别只达到10.64%和24.32% ，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地方还没有电力或电力供应成本太高导致电价过高。此外，自来水设施、管道煤气、下水道等减少家务劳动的基础性消费工具也没有普及。水、电、气等基础性消费工具的落后，大大限制了农村居民对家用电器等家用电器的消费，并被迫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基础性消费（劳动）工具落后成为大部分农村家庭扩大消费的“颈瓶”之一。
同时,消费服务的社会化供给制度的落后是限制服务消费的制度方面的原因。家庭服务、家政服务和社区服务是将家务劳动转移出来的一种社会化供给制度。在目前的消费服务市场中，专业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还不高，管理也跟不上，消费者对服务供给者的信任程度低。作为落后的消费服务社会化供给制度的替代形式的家庭保姆业，由于管理水平低下，消费方和供给方更是充满交易纠纷和摩擦。消费服务的社会化供给的另外一种制度形式是将消费劳动转移到商品的加工过程中，例如，将蔬菜的清洗劳动转移到经营商，通过经营商组织人力将家庭清洗蔬菜的家务劳动转移出来，并以产品的附加价值的方式向消费者出售。以这种方式出售消费服务的问题在于价格。如果社会化和自动化程度不高，服务劳动效率较低，将导致这种深加工的产品价格过高，使消费者难以接受。
（4）节约型的产品使用行为主要是传统的产物，但是，它在当今的延续，并没有发生在所有阶层身上，而是发生在广大中下层家庭身上。可见，产品的使用行为是与社会分层相联系的。而节约型产品使用行为在当今的大面积流行，是低收入阶层比重过大的产物。因此，节约型产品使用行为的延续，不能不同消费调节工具(消费工具)和消费调节制度(消费制度)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根据杨宜勇、辛小柏的分析报告，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自1994年就超过了0.4这个临界点，达到0.0434，并逐年不断上升，到2000年已经达到了0.458。而中国基尼系数的拉大，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造成的 。除了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城镇内部差距、农村内部差距都在拉大。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正以每年3.10%的增长速度扩大，财富正在以每年1.83%的速度向少数人集中 。与此同时，城市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近5000万），实际获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救助的对象只有320万人，仅占到城镇总人口的0.8% 。低收入阶层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感到无奈，因此，这种阶层物质条件构成节约型产品使用行为在当代延续的根本原因。这种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剥夺了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因此，他们只能通过节省和俭朴的模式进行消费。显然，扩大消费的途径之一，就是要通过消费调节制度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消费能力。
如果说，收入差距在任何社会都存在，那么，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于向少数人集中，则是由社会的收入分配调节工具和制度（消费工具和消费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的。例如，我们对于非法经营、权利寻租、利用政策空子谋私利（国有资产流失）等手段获得大量黑色和灰色收入现象，还未找到有效的监督和调节工具和技术。与此同时,我们的税收制度也根本无从对这些收入课以税收。过去长期存在的匿名存款制则为腐败分子逃避税收提供了工具。对于垄断行业通过垄断而导致的高收入和与其它行业的收入差距，我们也缺乏有效的调节工具和制度。我们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的保障力度和广度也远远不够。2001年底银行私人存款额达到7.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约80%。但是，这些存款的占有是很不平衡的。城镇20%金融资产最多的家庭已经拥有了全部城市居民金融资产总量的55.4%，而20%金融资产最少的城镇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 。这种收入差距决定了仅仅通过降低利率等金融手段来刺激居民消费，只能达到很有限的效果。因此，消费市场的启动，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不能仅仅借助于经济手段（财政和金融政策），而且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必须同时借助于社会政策。

综上所述，消费行为是消费方式的反映。因此，要使消费行为在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上达到统一，就必须建立合理的消费方式，包括现代消费工具和现代消费制度。目前主流的消费行为模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属于传统消费行为的延续，这种传统行为模式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造成传统消费行为在当今的延续的原因是消费方式的现代化滞后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上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消费方式，以促使传统消费行为模式的转型和合理的消费行为模式的产生和普及。由此可见，关于启动和扩大内需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是关于社会各领域的均衡现代化问题。